近段时间，又有学者提议要把“四书”纳入中学课堂。观其议论纷纭，无非说“四书”是中华民族“伦理共识”、“文化认同”的基础，因为我们放弃了以“四书”为表征的儒家文化的伦理资源，所以面临着道德“脱序的危险”。因此，应该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此论之谬，不待多言。如果此论成立的话，那么包括西方历史上众多最伟大人物在内的人类，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因为他们都没有读过“博大精深”的“四书”。

近年来，鉴于社会道德的普遍滑坡和伦理规范的严重失序，回首反向、就道德论道德的道德重建呼声不绝于耳。但笔者认为，这种乞灵于古的道德重建药方，是不可能有效的。

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普遍的道德危机，实质是说当前中国社会普遍蔑视某些任何公民本来都应当受其约束的基本原则，而奉行目的至上、不择手段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社会缺乏某些不可动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规范。

一个社会要形成某种统一的确定性观念，不外乎以下三途：一是统一于某一宗教，比如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道德系统和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教道德系统；二是统一于某种意识形态，比如传统中国社会的儒家道德系统；三是统一于宪政民主精神，比如英美等建立了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对宪政政府的信仰是美国传统的核心”。第一种途径主要诉诸人类共有的宗教感，因而比较深刻持久；第二种途径主要依靠政治力量的宣传灌输，往往离不开某种压迫性权力的支持；第三种途径则借由公共理性，因而能稳定持久。

由于中国从来就不存在某种类似于欧洲基督教那样系统稳定、成建制入人心的宗教，而且在社会不断趋向于平等化、民主化的时代，“建立新宗教的一切企图，不但要被人视为是邪恶的，而且要被人视为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因而第一条途径是不可能在中国走通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道德因其内在的专制主义缺陷，在其实现自身必要的现代性转化之前，既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它来支撑起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大厦。再加上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特征，决定了前两种途径在合法性上存在着极大的疑问。因此，不断推进民主进程，逐步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框架，以民主精神炼化国人灵魂，促进现代文明的那些基本原则，牢牢扎根于国人的心灵深处，就成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关键所在。包括乞灵儒家旧道德在内的任何药方，即使不是无用或有害的，也至多只能算是治标之术。

所有真正关心道德问题的人，请对那些总想“在日常事务平静表面下”尝试“复活旧罪恶”的企图保持足够的警惕；一切冀图仅仅在道德领域内寻求道德问题解决方案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康德老人的谆谆告诫：“一个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