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望卓著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于正式赴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前夕，在北京接受 “十大经济学家访谈录”的专访中，谈及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以及“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时说：“问题当然存在，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型是基本成功的。”

细读那篇洋洋洒洒一万多言的访谈，“中国30年改革开放，转型基本成功”是林教授的核心观点和主体判断。这个观点和判断有没有道理呢？笔者想提两点看法：一，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非凡，但存在、造成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二，转型正在进行中，而且颇不顺利，充满曲折、反复甚或倒退，还远远说不上成功。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判断性结论，举其要因，试列以下几点：

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迟缓，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低，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官营型企业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过远。突出表现在企业单位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据比较分析，中国企业的钢、煤、油、电、水的单位损耗成本均远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横向比，中国企业的矿产资源、能源的消耗也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高出三倍多。这两年提倡减排降耗，但考核第一年，并未达标。中国企业这种依靠大投入、拼资源、能源的增长发展方式，造成的恶果还使得消费占GDP比例不合理，这是出现民生难题的本原之一，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和良性发展。提高GDP增幅，目的是为改善民生福利，显然，目前这两者存在错位。

在宏观层面上，价格体系改革一再拖延。价格体系不顺最大的负面作用就是扭曲了资源配置方式，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造成了不公正的财富关系价值链条。由于价格信号失真，价格关系错乱，必然对经济主体引发负向激励，进而打乱生产、消费格局，造成经济三驾马车的失衡。目前国内的油价和房价，正是价格体系不顺畅、不合理的典型表现。某些国外民航飞机刻意停在中国加油，中国又成为补贴老外的冤大头。房价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售价比，更使消费者不堪重负。

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体制创新严重滞后。企业尤其是国有官营性企业存在的问题有一半的原因归结于政治体制、政府体制革新的滞后，但政府也自有其本身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公务人员责任制无从落实，政府中人之权力、利益、责任不对称，政府中人有权有利，但责任却很难具体到人。政府体制中没有问责制，政府中人不能对纳税人负责，不能对其服务的公众负责。还有，政府体制中缺乏公共财政体制，政府收入占GDP的最大份额（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如卖地收入、收费罚款收入等），但人民的钱财到底是怎么支配、使用的，始终不见清晰的交代。这就造成政府收入支出上公正和效率的双重缺失。

法治体系建设、创新严重落后。一个社会的法治体系存在的价值，或者说其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它向公众提供公正的公共服务，维护民众的权益和自由。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治进程加快更多表现在法律文本的拟订上，法治运作依旧不能令人乐观。在日常司法运作中，那些执法人员的所作所为，很多不是依据法律准则和事实，而是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

另外，教育体制、新闻体制、科研体制（袁隆平当选院士竟然是因为当选外籍院士在先和高层干预）、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创新也步履蹒跚，中央与地方财权事关系也没有理顺，严重套牢农民的户籍、土地制度也如坚硬的稀粥，改革雷声大雨点小，NGO公民组织建设发展步履维艰。以上这些都是大课题，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但是对这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不敢过于乐观，实难对其发展、创新进程给予过高评价。这应是毋庸置疑的。

笔者当然不反对经济学家在某些具体情境中讲话时讲究一些策略，但更希望经济学家谈话直抒胸臆，写文章秉笔直书，不要绕弯子兜圈子。笔者还希望经济学家能更多一些批判精神，所言所论更具建设性，体现更多忧患意识，多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多向政府和大众提供建设性意见，引导政府和民众养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公共经济事务。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学家居功至伟。前两年有少数人妖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整体上看，那是不公正的歪风邪气，很不足为训。中国的改革开放任重道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远未冲出千年三峡古道，目前的现实离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尚有极为漫长的距离。一句话，中国的社会转型远远没有达成，所以，在未来的路上，仍须国人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持续努力，顽强进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