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的流动性过剩了？ 答案其实很清楚。疯狂的土地拍卖、日益增长的垄断利润、居高不下的政府开支，算上政府放在银行的存款和掌握的社会资金，最大的流动性显然都在通常所谓的“体制内”，而不是体制外。常识告诉我们，央行加息或提高准备金并不能遏制体制内的流动性，相反却可能过度收缩市场的流动性。货币紧缩很难威胁到大型国字号企业，也很难削减政府的刚性开支，而那些最需要资金的竞争性企业，却面临着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

中国政府正同时面临两个敌人：一是由于石油、食品和土地等初级产品涨价传导的全面通货膨胀，一是企业不景气和失业问题；在防通胀与防经济下滑之间寻求平衡，已导致货币政策的两难。我们认为，这并不纯粹是经济难题，背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要突破这种困局，就必须在宏观调控之外想办法。

当前宏观局面微妙，令人费猜。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的会议未提“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否意味着宏观政策正在悄然转向？而恰恰会前一日，央行才突然宣布提高一个点的准备金率，股市应声大跌。

央行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依据是“流动性过剩”。从统计数据来看，央行很有道理：接近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缺乏弹性的汇率机制，使中国不得不被动发行大量的基础货币。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还有热钱不断进入。根据弗里德曼老头的理论，这么多的流动性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提高准备金率等紧缩政策势在必行。

不过，央行的判断与很多人的感受相背离，大部分民企和普通百姓都感觉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多数人都觉得流动性不足，就不能不问：究竟谁的流动性过剩了？

答案其实很清楚。就连没受教育的人也知道，疯狂的土地拍卖、日益增长的垄断利润、居高不下的政府开支，算上政府放在银行的存款和掌握的社会资金，最大的流动性显然都在通常所谓的“体制内”，而不是体制外。

常识告诉我们，央行加息或提高准备金并不能遏制体制内的流动性，相反却可能过度收缩市场的流动性。货币紧缩很难威胁到大型国字号企业，也很难削减政府的刚性开支，而那些最需要资金的竞争性企业，却面临着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

5月份数据表明，反映居民生活成本变动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虽然回落到7.7%，但反映生产领域物价指标的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却依然高达8.2%。这说明，如果缺乏其他有力的配合措施，由央行唱主角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带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严重后果：一方面，由于收紧流动性导致内需萎缩；但另一方面，由初级产品涨价提升的企业成本，导致PPI仍然居高不下，这种PPI最终将进一步推动CPI走高。

从各方面看，当下的情况有些类似于1973年石油危机下的美国：同样是石油涨价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同样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企业萧条，执行的同样是以收缩流动性为目的的弗里德曼式货币政策。值得深思的是，除了货币紧缩，现在并无其他真正有力的改革措施“深入敌后”，解决“钱多”背后的“结构性流动性过剩”。

紧缩政策的要义，在于以市场手段配置有效的资源，使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淘汰出局，让民众安居乐业。但是，现在实际上往往更多地“殃及”了没有背景的中小企业，甚至以惨烈的股市暴跌紧缩了中小投资者们的流动性。而流动性最大的一部分，却远未开始清扫。由于资源重组、重新洗牌的过程受制于原来的市场权力结构，表面上一视同仁的宏观政策，显然加剧原本就存在的经济不平等。

病理不一样，药方自然也应当不一样。货币政策天然是一个总量政策，闸门收紧，下游资金量一律减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减少后的资金量如何在各经济主体间分配，资金如何配置到更有效率的人手里，这样的“结构性”问题，就不是货币政策所能左右的了。单单紧缩货币，固然可以不触动现有利益结构，但配套改革不跟上，将来可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结构性难题。针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固然应当坚决治理通胀，但更应把产业发展和解决就业作为优先目标，有针对性地减税、下大决心加快分配制度改革，同时要加大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消除垄断行业市场壁垒，积极实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