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创东

去岁末、今年初以来，一些地方纷纷出台改革新政，其中尤以广东、江苏、云南等沿海沿边省市为先，数度令国人耳目一新。值改革开放30周年，一场新的思想解放已然呼之欲出。然而，当此时，汶川地震，民难国殇，舆论焦点转而集中于最紧迫的救灾民生上。

汶川地震的举国救援，虽令各地新政的关注淡化，但从另一个侧面使我们得以验证改革的价值，重温历史铁律：惟改革进步，方可凝聚人心和力量。特别是，此次震后一系列处置行动中，中央政府以身作则，其开明、开放、民本和务实的改革举措得到空前展现，对各地改革的指向意义和示范作用相当深远。

震后暂抚伤痛，改革薪火继续燃亮。在东南方向，深圳发布《建设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和《近期改革纲要》的两个征求意见稿，强调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部分区人大代表直接竞选，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等。在西北方向，新疆阿勒泰地区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要求“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率先建立起全面、公开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深圳和阿勒泰的此次新政，前者主要针对公共管理体制和公务员遴选机制，后者主要针对公务员财产，可谓顺应民意的强烈吁求，抓住了改革的关键环节。尤为难得的是，《深圳近期改革纲要》不仅为当地民主法治建设谱出路线图，甚至列出了3年的明确时间表。当然也有遗珠之憾，例如《建设示范市的若干意见》的最终版本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改革措施及步幅均有所回落，特别是此前呼声较高的投资审计专业局并入预算委员会，人大试行立法专员等项制度，没有得以保留；新疆阿勒泰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仅限于县处级。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观地期待这些新政得到认真良好的执行，并继续得以深化拓展。

改革新政的实施难点在当地，政策难度在制定者。有人已从前两次思想解放大讨论中总结出地方改革的成功经验：先从民间广泛酝酿，再由改革官员推动，最后由高层领导一锤定音，并指出：若要成为和前两次等量齐观的思想解放，尚需一锤定音；地方改革若想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创新，必须要获得上级机关更有力的支持。

事实上，在目前情况下，地方政府腾挪的空间并不宽裕，如市长差额选举、审计并入人大等，均是对现行制度安排或者传统及现状的大胆改革。因此，此次深圳新政的成败，固然首先在于当地的信念、智慧和努力坚持，但也须臾离不开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对此，从上到下解放思想，甚至允许某些“试错”的存在，提供改革空间和宽松氛围，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员财产申报这一民众期待极强的改革措施，由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先实质性破题。这颠覆了个别人关于“改革要建立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的言论，也使某些内陆欠发达地区改革滞后的借口，难以继续具有说服力。事实上，东南沿海省市目前的较高发展水平，正是得益于当地多年来锐意改革，不等不靠，主动和充分挖掘积极作为的空间。可见，改革是发展的基础，而非相反。因此在改革的问题上，各地都有参赛资格，都有可能在某一领域“领跑”。不仅如此，改革或者新政没有垄断者，也没有天然的优越者，任何地区和个人都不宜妄自菲薄或者坐等他人“探路”。各地在目前的施政自由度和操作空间之内，完全可以推动改革，有所作为，而这也是谱写历史、造福民众的难得机缘。

改革布局图谱有两个层面：一是地域，二是领域。深圳和新疆阿勒泰的改革新政，进一步播撒了沿海沿边地区的改革星火，也标志着诸多新政由口号化走向深水区。我们期待这一点点、一簇簇的星星之火，在空间地域上能够渐广、在触及领域上能够渐深，以便在全国范围和关键环节上实现“燎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