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摩根大通关于经济刺激政策的报告果然引来各方“口水”。4000亿元这笔传说中的资金，有还是没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都成了热点问题。但直到今天，无论是挺“公牛”的人，还是对此嗤之以鼻的人，双方都难逃“猜测”嫌疑，各说各话导致“关公战秦琼”的味道颇浓。当然，最该鄙视的还是所谓吁请“夺回话语权”的声音，事实上，国人最珍视的话语权从未旁落过。之所以“洋忽悠”每每通过“出口转内销”发力，只不过是因国内某些人的公信力早已透支。

尽管千亿投资计划听起来很好很强大，但专等着政府扔馅饼却是既傻又天真。形势毕竟不等人。因此，讨论要落到实处，就有必要立足现实需要研讨施力方向———笔者就认为，以经济刺激政策的施力方向看，政府投资的方式未必最佳。

政府投资当然重要。过去三十年，这几乎是每逢经济低谷屡试不爽的法门。但也要看到，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建设，我国当前在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已相对有限，引入多渠道资金和多类型主体已是公认的方向。而此前，政府主导的投资中，也已不时显现投资效率递减的迹象。这样来看，针对宏观经济振兴或刺激的思路需要适当调整。

分析本轮经济周期的起因，尽管有外需萎缩、要素涨价等外围因素，但本质上是我国过去所依赖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结果。平心而论，在内部经济循环中，国内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启动点实际远早于国际大宗商品开始涨价的时点。今天外销商品所面临的“结构性过剩”困扰也不新奇，这本就是困扰过内销厂商的老问题，只不过，次贷危机造成以美、欧为代表的中心国家外需突降，使之进一步显化了而已。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央政府当前已明示的政策取向应作为各方讨论基点———“一保一控”本质是希望通过能影响市场主体成本收益水平的政策信号，来引导资源和要素配置方向，实现用尽量少的代价、尽量短的路径来促动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的目的。这其中，我们暂时很难发现政府用资金下注，乃至继续沿用投资刺激增长手段的影子。

推而广之，所谓调控与刺激，本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调控手段可以压缩过剩产能、两高产业，刺激则重在用增厚利益的方式进行引导。这样来看，笔者更愿意相信，将降低税费和增加转移支付进行组合的话，较之投资手段，对于刺激经济而言更有效。

首先，降低税费和增加转移支付更符合民众利益。改革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厂商和民众等微观主体的勤奋工作帮助财政累积了巨额财富。如不考虑近年来的政策调整因素，本土厂商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所承受的边际税率既高于国际均值，也高于国内的外资企业，显失公平，进行追溯补偿也不为过。中国百姓则除了要直接向政府缴纳所得税、消费税等个税之外，还要通过向社保和医保的社会账户缴费方式来间接分担国家义务。整体上看，国民创造财富，但分配却向民间倾斜得不够，这才是内需长期不振的根本因素。而政府投资尽管有一定刺激效果，但仍无法很好地解决分享这个大问题。

其次，降低税费和增加转移支付能更直接地启动内需。从政策效率角度看，降低税费能直接增加厂商可支配资本，辅以转移支付手段，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振作用更大，且兼具社会和谐的功效。对比不甚真切的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起效路径明显更短。特别地，政府投资效应往往呈现“长尾分布”，其在长期内的刺激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最重要的是，政府主导降低税费与增加转移支付已具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基础。有数据为证，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已达3.48万亿元。可见，这个思路不仅必要，而且具备可能性。

总之，相比动辄数千亿投资这类“大刀阔斧”的做派，政府适时分阶段地降低税费与增加转移支付，将无疑彰显善用市场规制的“精雕细刻”手腕。孰更可取，一望可知。（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