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资深评论员

8月1日，《反垄断法》执行首日，4家防伪企业将涉嫌强制推行监管码的国家质检总局告上法庭，称其涉嫌高达一年2000亿元的利益输送。8月29日下午，国家质检总局召开新闻通气会，承认质检总局在中信国检股份曾按30%参股，但"既没有投入一分钱，也没有收取一分钱利益。"并于今年4月11日正式提出退出股份。(8月29日中新社)

以前人们常用"管理就是收费"、"工作就是开会"形容一些行政机关，现在，一些机关的本质未变，"赢利模式"则有了巨大的"创新"，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麻烦。

正是在质检总局上上下下强推之下，中国创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产品监管"世界记录"。它并没有因此提高产品质量，而是增加了企业负担，却"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文件、一个政策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不由得让人感叹权力的巨大"含金量"，不由得让人想起国家药监局成立后，开始强推GMP认证，规定所有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在2002年底前达到GMP要求，否则将不再给企业发布《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 这是药监局自1998年成立至2007年事发时的九年发展中一个从未停止过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药品审批权收归中央的"地标转国标"工程。这一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改变药品审批标准不一、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药品全国流通困难等诸多难题。但是，在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后，缺少有效监管，不仅腐败惊人，而且中国的"新药"注册成功率令全世界瞠目，市场上流通的药品几乎九成以上全是"新药"，直接助推了中国百姓看病贵；更有甚者，部分药品生产企业使用虚假申报资料获得了国家统一的药品批准文号，其中包括个别假药。形同谋财害命。

更令人不安的是，在"管理就是收费"的普遍国情下，还有多少部门、多少地方在几乎不受约束地在自己的权力山头上公开进行着"管理就是创造市场"的活动？

在条条(部门垂直运动)、块块(地方平行运动)的肢解下，中国的法律事实上存在被横横竖竖的行政权力肢解化、碎片化的迹象。而这，正是法治中国面临的巨大现实难题。行政权力既不受公民权利的有力制约，也不受法律和司法的有效驯服。在此过程中，局中人自己是牺牲品，社会和企业则成为他们的陪葬。

其实早在质检总局强制推行电子监管码认证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已于200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很显然，法律并没有抑制住该涉嫌行政许可的扩权冲动。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千万里之别。而"法治"最原始、最本质、最永恒的命题只有一个，就是驯服权力。